李万成见火候已到，便问：“大伙说，咱到底干不干？”

    “干！”台下的喊声颇具规模。

    虽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李万成心中还是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便不像别的工作那样，只限于安排、部署、监察、督促，而是起早贪黑地跟社员们一起干。在工地上，他戴着一顶破草帽，光着膀子抡锤破石，抹着汗泥挥锨铲土，外人看去，他只是一个跟大家一样的卖苦力的，而不是啥支部书记。

    事实上，虽然是个支部书记，但他毕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心中有个最朴素的想法：即便那个结局不尽如人意，自己真的成了社员们的罪人，但也是个最辛苦的罪人。辛苦是一种资本，是一种理由，可以换取同情、理解和宽恕。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外人所说的所谓刁民，而是老实巴交、善良温厚的父老乡亲。

    那两年的夏天可真热，河滩里的石头都烫手，衣服上的汗碱洗都洗不掉。泉水井都见了底，要把人系下去一瓢一瓢地往桶里舀水。舀上的水都不敢大口喝，因为干活的人多。

    李万成喝得更少，他的嘴唇便整天干裂着，唾沫粘在嘴里，吐都吐不出去。但他的脸上却不缺少笑容，因为他的乡亲都在埋头干活，没有耍闲篇儿的，更没有偷懒儿的。他心中多少有一些苦涩，因为他的宝贝女儿也是在烈日下做最原始的劳动，且手上打满了血泡。

    女儿无助的声音，在李万成耳畔不停地回旋着，他凄然一笑，心中说道：“翁大宝，你要还是个爷们儿，就给我好好疼她！”

    那个河滩造田工程虽已接近了尾声，但李万成快撑不住了，他的肝疼得厉害，半宿半宿睡不着觉。他有些瞧不起自己——都是这个支部书记闹的，当甩手掌柜当愤了，把身体弄得娇气了，一遇到硬碰硬的时候就他烺的显形了。

    他瞒着大伙，依然在工地上卖大力气。九叩十八拜都拜了，就剰下最后一哆嗦了，一定要坚持住。他不知道有个非常壮阔的大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只知道，不把最后那“一哆嗦”的动作完成得漂亮一些是很没面子的。这是山里人的性格使然。

    终于到了竣工的那一天。他们把一块几丈高的石碑立在最后一块堰田的墙上，上边写着四个惊心动魄的朱红大字：人定胜天。

    李万成往碑座上培完最后一锨土，仰头而望，心潮起伏，豪情万丈，哈哈大笑。但笑着笑着，蓦地就没了声音。人们看时，见他僵在那里，脸上的笑容久久地凝固着。

    “李支书！”人们骇异地大叫。

    他似乎听到了人们的喊声，动了一下，但接下来就喷出了一口腥腥的血水，直挺挺地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