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集英明神武与自‘私’凶残于一身的一代雄主（3）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越发耐人寻味，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建成组建“长林军”和派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试图谋杀李世民的事，都是发生在李建成阻止李元吉于府上伏杀李世民的武德七年六月，作者甚至中间毫无任何间断，一口气连续‘交’待了那几件事。

    读史读到此处，未免使人有了太多疑问，感觉宋朝那位司马光老头儿实在幽默、搞笑——你刚刚还说李建成“‘性’颇仁厚”，怎么一下又连续罗列了他两件“‘性’颇不仁厚”的弥天大罪来？

    在东宫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是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作为国之储君，未来皇上，朝廷对你的人身安全已经提供了必要保证，该给你安排的‘侍’卫人员给你安排了，你再‘私’下成立一支军队，不是图谋造反是什么？并且，你紧接着又令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起兵去仁智宫，试图谋杀陪李渊一起避暑的李世民，就越发证实你谋反的罪行千真万确，不容辩驳！

    那样明显自相矛盾的历史记载，果真是司马光笔法过于粗疏，以至发生的笔误吗？笔者认为不可能。《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司马光写史态度严谨，能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缘故。

    那么，如此稀奇的记载该作何解释呢？笔者追根溯源，认为事情恐怕还得从李世民更换史官，“建议”新史官“完美”那段历史的原因查起。试想想，当时的褚遂良、许敬宗为了尽快满足李世民的心愿，肯定要挖空心思，或大胆虚构，或把一些实有的事掐头去尾，达到李世民的要求或基本要求标准，然后“充实”进去。但是，褚遂良等出于一个史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在当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下笔时留下那么个明显缺陷，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推测空间也很难说。至于后来者司马光，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琢磨，明白了前辈史官的苦衷，又不便更正，只好原本照抄下来。

    说到此处，也许有朋友质疑：你那种推测未必就没有漏‘洞’？唐朝的褚遂良等人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宋朝的司马光何来此般顾虑？他有必要为前人做错的事遮遮掩掩吗？笔者说，司马光存在那种顾虑其实并不奇怪。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很重视对史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让后来的统治者参照前人经验得失作为决策依据，以便减少失误。历史首先是写给有政策决定权的人们阅读参考的。宋在唐之后，但它的政权却不是直接从唐朝夺取，与李唐皇朝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宋朝皇帝为了倡导皇权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极力颂扬与自己并无恩怨的前朝皇帝，对李世民那位唐朝的创业之主肯定是大加赞赏。有了那样的大背景，司马光不敢轻言犯忌，就未必没有可能。下面，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姑且依了该书所载顺序，探讨一下它们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先说“长林军”的事，分析下去，我们难免又有了疑问——李建成为什么要组建那支长林军？难道他刚刚制止了李元吉的凶杀计划，又马上组建一支军队专‘门’去对付李世民吗？果真如此，李建成的大脑神经也太成问题啦——毫不费力能达到目的的事不做，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要冒着被父皇责罚的风险，绕那么个大弯子，去组建一支非法军队以硬抗硬，打一场没有任何必胜把握的仗？

    笔者说，那事儿如果真实的话，答案只有一个，即李建成眼睁睁地放弃了一个不用自己劳心劳力，就可除掉李世民那一心腹大患的好机会，回府后肯定受到手下一班谋臣的‘激’烈批评。大家七嘴八舌，难免不厌其烦地对李世民手中所拥有的实力重新进行全面评估。那一评，无疑评出了问题。其中最令东宫众官担忧的是，李世民过去在长期征战中，曾培训出一支一千二百人的玄衣队，分别由秦叔宝、尉迟恭、翟长孙、程知节等四员猛将统领，战斗力相当惊人，在历次‘激’烈的征战中屡克强敌，使各路敌军闻风丧胆。李世民在与王世充、窦建德等强敌决战前夕，每次亲自前去偷看敌营地形虚实时，都是率领那支军队的一部分担任警卫任务。打完那些大仗，我们在史书上却再也没有看到那支军队出现过，倒是那几位统兵大将一刻也未离开过天策府，连李渊下旨另外封他们官职也天无法调开。

    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史书却提到李世民在那一时期暗中使人在太原招募到八百死士来府。既然李世民那时候还暗中招兵买马来保证夺权斗争能稳‘操’胜券，那么一支他一直掌握着的王牌军，怎么可能仅剩将不存兵呢？这一点，恐怕也是当时的史官奉旨“疏漏”的吧？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史官固然可以事后“疏漏”，作为当时的东宫府众官，却很可能一直将它盯得很紧。你李世民身边拥有那么一支“铁军”尚嫌不够，还要暗中招募死士，目的何在，恐怕连傻子也看得很明白吧（后来兵变时，李世民既有足够的兵力埋伏在玄武‘门’，还可及时分出部分军队去查抄东宫和齐王府，靠的恐怕也是那两股力量吧？）？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建成身为一国储君，既不忍心用武力伤害同胞骨‘肉’，他为人再厚道，面对人家的政治野心，面临那极为明显的外在威胁，在部下的一再提醒下，也不可能安然无动于衷，任人宰割吧？试想想，在当时李世民的夺嫡野心日见毕‘露’那种大环境下，李建成恐怕把忠于他的所有僚属，连同李渊皇殿中所有中立的文武官员全部加到一块，也无法与李世民比拟吧？为了防备李世民对他下手，李建成组建那么支军队加强自卫，应该说不算过分吧？而作为一国储君，皇位继承人，因顾念骨‘肉’亲情，宁可舍易求难，放弃直接的残暴手段不用，却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防止亲弟弟用极端手段暗算，李建成的仁厚本‘性’无疑已近乎于迂腐(官术)！他那太子怎么看也当得够可怜啦！

    同样的道理，李渊在那期间携子外出避暑，李建成突然一改初衷，既火速组建长林军，又派人勾结外臣，大张旗鼓去仁智宫追杀李世民，那种事于情于理说得通吗？如果历史上真的出现了那种稀奇事，又该作何解释呢？

    依笔者所见，如果真有其事，也应该是李建成手下一班人实在看不惯主子的仁厚懦弱，有了这种好机会，且不说还有李元吉暗中相助，横竖一个现成便宜也不肯去捡，担心其迟早要遭李世民毒手。到时候，不但其本人的下场很惨，还难免祸及东宫部属。与其如此，不如先斩后奏，以他的名义，背着他号令部众，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只要事情顺利成功，还怕你太子爷加罪责罚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下属吗？

    那一点，从事情败‘露’后，李渊大怒之下，再次亲口表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改封李建成为蜀王，但临时又改变主意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一定是很快又证实了那一大逆不道之举是李建成少数部下背着他干的，李建成是冤枉的，如果将其部下所犯罪过加到他头上的话，实在太冤枉！因此，他只将其部下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连同李世民手下一名得力助手、天策府兵曹杜淹，一起流放三千里了事。

    杜淹为什么也会一起被流放？史书上没有说明原因()。不过，正是史书上的“留白”，让我们更能体会到史官记载史事时的良苦用心，也使后来者至少明白了那样一个道理——李渊之所以各打五十大板，应该自有其道理所在。至少，杜淹与那一恶**件的发生有着直接关联，甚至是其言行严重失当，使双方手下部属的矛盾迅速‘激’化，才直接导致事变的爆发。

    以上，我们大致了解了李建成一贯来的为人准则，那么，同一年的冬季，他真的会徒起歹意，使用一种并无多少把握、大庭广众之下用赠送劣马的拙劣伎俩试图来置李世民于死地吗？答案不言自明，笔者没必要多费笔墨，还是让读者朋友自己去探讨吧。

    武德九年，“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曰：‘愿迁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但被尉迟恭当面谢绝。结果，惹得李元吉很生气，“使壮士夜刺敬德”。看来，那事儿是真的了，并且也牵扯上了李建成。不过，李建成只是为了自保，派人送了尉迟恭金银和书信，拉拢不成后，李元吉恼羞成怒，“使壮士夜刺敬德”，却跟他没有了关系。

    那么，他最后为什么不再参与那件事呢？

    答案当然与他一贯的“生‘性’仁厚”是很一致的。他之所以要‘花’那么大的本钱去拉拢尉迟恭，恐怕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甚至准确地得知了李世民已正式做出了武装夺权的决策消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是，以他仁厚的本‘性’，既然人各有志，拉拢失败，就不可能考虑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去报复。李元吉呢，无疑是深深地看透了大哥那一致命弱点，不得不赤膊上阵，派自己手下先将那颗眼中钉拔除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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