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集英明神武与自‘私’凶残于一身的一代雄主（2）
因心中有一个夺嫡的长远规划，李世民当年虽因条件不成熟，一时无法在洛阳另立王朝。但是，从洛阳返回长安后，他首先考虑的还是夺嫡方针的长期规划。那会儿，他深知父亲对他的恩宠还很浓厚，便赶紧打着“为国广纳人才”的幌子，上表要求建立“文学馆”，将天下‘精’英吸纳到自己‘门’下。并且，他很快达到了预期目的，使本已人才济济的天策府更加锦上添‘花’，名重一时，其中尤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等十八学士盛称于世。
对于那一人才工程，李世民无疑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使文学馆高效运转，他让十八学士每日分三班轮值，待遇非常优厚。他本人也常常亲临文学馆，与各位学士“商讨文章典籍”。为了更加广泛地传播文学馆声望，吸引更多超群出众的人才投奔，他还仿效当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求贤的方式，令库值阎立本分别为十八学士图像，褚亮作赞，辟出专室悬挂，号称“十八学士馆”。此举一出，朝野轰动，各地贤人能士无不以有朝一日能成为天策府文学馆学士为荣，争相来投，俨然成了长安城的又一个小朝廷。
李世民如此肆无忌惮，或明或暗在‘私’下搞小动作，为谋夺储位把准备工作做得那么长远，那么充分，明眼人自然一眼可以看穿。那么，作为主要对手，他的同胞大哥、太子李建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针对亲弟弟的所作所为，他那些年都做了些什么？
作为最后的失败者，史书和各种文学作品对李建成的评价都很差，例如企图用毒酒毒害李世民，为了达到最终战胜对方的目的，还‘私’下在府上组建了一支二千八百人的“长林军”；趁李渊带领李世民、李元吉赴仁智宫避暑的机会，令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密约庆州刺史杨文干起兵，与李元吉里应外合，以期谋杀李世民；打猎时故意将一匹劣马送给李世民，试图借此谋害亲弟的‘性’命；为了拉拢李世民手下勇将尉迟恭，不惜用一大车金银厚礼送上‘门’去……总之，李建成那个人很坏。李世民最后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害自己的兄弟，完全是出于自卫，不得已而为之。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中是否有史官迫于当政者权势，有篡改或夸大事实的嫌疑在内？笔者认为是有的，因为史书也曾忍耐不住借当朝国舅、即李家兄弟的亲舅舅窦轨之口，小小地透‘露’了一点讯息，即“太子生‘性’仁厚，秦王工于心计！”够了，有那么一句，已足以说明问题！
史书还记载，李世民登基后，曾以闲谈为名，绕着弯子到史官朱子奢处索阅当朝史事记载，阅后，因不满朱子奢将《武德纪事》、《今上起居》中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描述得“过于简略”，“建议”朱子奢重新修撰，把一些“该写”的东西写到位。偏偏朱子奢一副死脑筋，拒不从命。李世民只得堂而皇之，以升迁为名，夺下其手中之笔，让其别就高位，另委心腹褚遂良、许敬宗主持，按其旨意添枝加叶重修史事（褚遂良此前名不见经传，后来却一跃而为李世民临终托孤重臣，许敬宗虽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但起先地位并不高，后来也一路平步青云，在高宗朝获得中书令高位，进而成为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宠臣，大概也同他能顺从李世民之意改修史事有关吧）。
由此可见，褚、许等人重新“创作”出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就可想而知了，从而也给我们为探讨那段历史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例如毒酒事件，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其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
不难想象，李建成如果心肠真有那么毒辣，有心要害死李世民，他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在酒里将毒‘药’下足？退一万步说，即使毒‘药’未下足，李世民当时孤身一人进了李建成地盘，而且已经喝下毒酒“吐血数升”（“吐血数升”一语也很值得质疑，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血，“吐血数升”后还能安然无事地活下来？），李建成为什么不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当场补他一刀，反而眼睁睁地看着李神通将其扶回秦王府去，让其今后再有反扑机会？
笔者认为，那事儿要么纯属子虚乌有，是李世民登基后授意褚遂良“创作”的，要么是其当场使诈，自己咬破舌尖吐的血，意在让李神通那位从（堂）叔当场做个见证，为其“伸张正义”，李建成是如何不择手段歹毒地谋害他，从而使李渊震怒，把天平倒向他这边(官术)。
事实上，李建成如果心肠真的狠毒到如此地步，那样的机会其实很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东宫一班主要僚属如太子洗马魏征、太子中允王珪、舍人徐师谟、太子舅父窦轨、东宫庶子裴矩、郑善果、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乃至李元吉等人，因李世民夺嫡野心太过明显，气势太过咄咄‘逼’人，都曾经先后进言，劝李建成趁早动手，先发制人，置李世民于死地，以绝后患。可是，李建成却一直没有采纳众人建议。
那么，是李建成生‘性’刚愎自用，轻易不会采纳部下的意见吗？不对，历史上真实的李建成虽然存在不少缺点，但同样也是一个具备很能打仗，善于采纳属下意见等很多优点的人物。
武德五年，刘黑闼一军死灰复燃，声势日见浩大，占领了中原大片土地。李渊因李世民夺嫡野心日见‘露’骨，担心其“尾大不掉”，不放心再让其领兵。李建成听从东宫府众官建议，主动请缨出征，并很快得到李渊批准。
在与刘黑闼双方对垒时，魏征提出“坚壁不出，与之对峙，俟其粮尽而击之”，并进一步分析，“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以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其离散矣”。李建成呢，无不“悉依其言”，按照剿抚兼施之法，严禁虐杀归降将士，将原来俘虏的刘黑闼部众全部释放，切实安抚百姓，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后来，刘黑闼兵败逃窜，他本想率军穷追，又是魏征劝阻了他，建议其号令各地（包括窦建德曾经所辖领地）官员广为揖拿，免得劳师劳力(官术)。最终，一切果然按魏征事先设想，刘黑闼兄弟于武德六年正月逃到饶州，被其部将、饶州刺史诸葛德威生擒活捉，押送到唐军营中。因此，李建成在对待李世民的问题上之所以不肯采纳群言，不肯贸然下手，应该是与他为人厚道和对骨‘肉’亲情的看重有关，从未打算要先发制人，置李世民于死地。
说到李建成的厚道，我们可以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证明。
第一件事，李建成征伐刘黑闼时，李渊为了确保那场战争的胜利，将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等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心腹爱将调拨给其指挥。李建成如果心怀歹意，尽可趁此机会，或设计让他们一个个战死在阵上，或捏造罪名，把他们分别“正法”于帐下，让李世民吃个大哑巴亏而无处申诉。假如换了李元吉出任主帅，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那么做的。但是，李建成没有，而是让他们在战后完璧归赵，回到天策府。
第二件事，武德七年六月，李世民探知李元吉府上‘私’蓄甲士，‘私’藏大量兵器衣甲，暗中使人奏告朝廷。李渊闻奏，以“巡视”为名，率李建成、李世民到齐王府查问真情。李元吉得讯后，依从手下谋臣荣九思等人建议，在府上埋伏武士，准备当场诛杀李世民，就势‘逼’父亲“禅位”，立李建成为帝。但是，当李元吉临动手前暗中找机会告知李建成，希望征得其同意时，却因“建成‘性’颇仁厚，邃止之”（《资治通鉴）》语），以至使伏击行动流产。
试问，武德七年六月，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已经很深，很公开化，既然有了那么好的机会，都因为“‘性’颇仁厚，邃拒之”，我们能说李建成的“‘性’颇仁厚”有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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