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集英明神武与自‘私’凶残于一身的一代雄主（4）

    三个儿子明争暗斗的事情越来越公开化，李渊可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既想要李唐皇朝子子孙孙顺利继承下去，又思李氏宗族子孙发达，确保皇室宗族势力强盛，因此一心想着如何一碗水端平，使几个儿子彼此相安无事。只是，处于那种局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良好心愿实在是自欺欺人，很难指望实现了。

    武德九年正月，也就是李元吉谋刺尉迟恭的事情败‘露’之后，那种形势越发明显了。李渊计穷之下，只得推心置腹地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朕当年‘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今建成年长，且为嗣日久，朕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很显然，李世民的野心是把整个国家的皇位继承权完整地夺取过来，志在必得，思想一时就转不过弯子，不得不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极力推辞。但是，回到府上与众部属一议，大家都认为去洛阳暂时自成一国，以其手中所拥有的雄厚实力，人才资源，今后与李建成再争天下，自然稳‘操’胜券，不是比留在长安相互‘阴’谋算计更靠得住？因此极力赞成他成行。他才下定决心去洛阳。

    单从大局稳定考虑，从天下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李渊作为一国之主，轻率地做出那种承诺，其实很不应该，大有病急‘乱’投医的味道。试想想，那样做，无疑是使一个完整的国家从此一分为二。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李建成和李世民本来已面临水火不容的地步，再让他们各人分治一国，彼此能够相安无事吗？二人各自手下的文臣武将能不各为其主，千方百计挑起战争吗？唐初时期，因为大‘乱’初定，全国总人口仅有一千二百万（也有说仅有八百万的），全国百姓还能够经受得住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吗？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消息传到东宫，府上的人都极力表示反对，建议李建成一定要发动朝中亲信大臣出面力阻。

    结果，李渊在众官反复分析可能引发的种种不良后果后，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馊”，只得不了了之。为了控制恶**件的发生，为了大唐皇位能够顺利传承下去，也为了保全所有子孙的身家‘性’命，李渊心里明白，惟有让李建成那位“生‘性’仁厚”的长子继承皇位，才有可能互不冲突地实现那一目标。不过，要让李建成顺利接班，首先必须削弱李世民手中实力，削弱到他无力争夺储位才行。于是，他采纳了裴寂、封德彝等重臣的建议，以封赏为名，把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干将分散到各地任职。

    这样一来，无疑是公开向李世民敲响了警钟，眼睁睁地看着旧部十去六七，却又无可奈何。关键一刻，又是房玄龄及时提醒了他：“所遣诸人皆不足惜，惟杜如晦具王佐之才，殿下若守藩端拱，无所用之，任之自去亦未尝不可！若思经营四方，一统天下，则非此人莫属矣！”

    一语提醒梦中人，李世民大惊之后，以手加额道：“玄龄不言，几失良才矣！”随即入朝，极力奏请李渊，才撤销了杜如晦陕州总管府长史的任命，仍旧担任天策府属官。以后，每当有了大事难以决断，他总不忘找房玄龄、杜如晦商议。

    所以，我们说，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玄武‘门’兵变，绝不是所谓的迫于无奈，即使最后面临那种处境，也是他长期来蓄谋夺储、处处表现得咄咄‘逼’人所致。当然，如果没有李元吉从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玄武‘门’兵变或许不至于如此迅速。玄武‘门’兵变的发生，实在离不开李元吉一份“功劳”在内。

    对于李元吉那个人，历史上无人替他说过一句好话，看来他为人之坏不容置疑。他自幼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走马游猎，坏事做尽，真实本事还真没多少。大业十三年，李渊举兵进取关中时，让李元吉留守并州（即太原），舒舒服服过了几年‘淫’乐无度的太平日子，一遇宋金刚大军来攻，一仗被打得落‘花’流水，仓惶逃往长安，把山西大片土地全部丢失，几年后在沧州遇上刘黑闼大军，也是一路望风披靡……

    就是那无德无才的家伙，夺取储君之位的野心，却一点不比李世民逊‘色’，长期以来称得上垂涎‘欲’滴，甚至丧心病狂。但是，他根基最浅，既无李建成的长子优势，也没有李世民的显赫战功，雄厚实力，‘胸’中才学也比二位兄长差着很多。当然，那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懂得自己的劣势所在，为了最终达到夺嫡目的，他采取的谋略当然只有“曲线救国”了。

    为长久计，他不惜采取“扶危济困”的手段，百般依附势力较为弱小的李建成一方，时时不忘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寻找李世民的野心证据，处处鼓动李建成防备李世民，甚至不时设计陷害。与此同时，他更是暗中养‘精’蓄锐，大肆招募死士入府，以便一旦协助李建成除掉了李世民，再找机会除掉李建成。例如李渊父子入齐王府查问兵器库一事，如果李建成首肯，恐怕就轮不到李世民后来的玄武‘门’兵变了。

    行文至此，问题又来了：李元吉既然志在夺嫡，那一次为什么不来个快刀斩‘乱’麻，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一块除掉呢？

    其实，那事儿看似难以理解，但开动脑筋认真分析分析，答案就不难得出——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朝中拥有的两股强大势力，贸然同时向二人发难，二人的众多部属借口为主人报仇起而造反，一定引发天下大‘乱’()。

    两相权衡，他自问至少眼下还不具备实力同时与两大势力为敌，‘乱’军一起，他一条小命还保不保得住实在很难说，风险成本太大，怎么能轻易下得了决心呢？无论怎么说，他必须征得李建成同意，借李建成的旗号除掉李世民。那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一旦成功，李建成顺利登上了帝位，一定会遭到李世民旧部的报复反抗。那时候，他还可以维护正义的面孔出现，借机打出为李世民报仇的旗号，把李世民旧部那些不明真相者拉到‘门’下，从而达到最终夺取帝位的目的。

    令人懊恼的是，李建成心‘性’过于善良，一味顾念手足亲情，任凭李元吉耍尽千般手腕，或旁敲侧击，或直言不讳，都无法奏效。他无奈之下，不得不跳到前台，公然派出刺客，谋刺尉迟恭等李世民的铁杆心腹；派人到李渊面前上奏，把李世民手下的谋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等人一个个驱逐出秦王府，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矛盾的尖锐化，表面化。

    武德九年五月末，突厥颉利可汗派大将郁‘射’设率领八万大军攻入代州，意在长驱南下进犯长安。李渊得报，因考虑到李建成、李世民两派势力纷争日趋‘激’烈，既然不便派李建成出征，也不想再让李世民统军，免得让他再次坐大，因此一直举棋不定。裴寂、封德彝等人揣摩李渊之意，提议由李元吉挂帅，燕国公罗艺、天纪将军张瑾为副帅，率军出征。

    本来，李渊深知李元吉没有统军才能，不敢轻易答应，但考虑到罗艺、张瑾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才欣然准奏，同时严戒李元吉凡事要多听从罗、张二人的主张，不得轻易自做主张(官术)。

    获得那样的好机会，李元吉心里那股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趁机提出要求，尽调秦王府骁将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侯君集等随军出征，计划在战争中寻找机会，将他们一起除掉，从而剪尽李世民羽翼。李渊正愁无法奈何李世民的夺嫡野心，如果一下把李世民手下那班虎狼之辈全部调出，打完仗再把他们分别安排在各地任职，李世民失去那些人的支撑，野心再怎么大，能力再怎么强，孤家寡人一个，怕也无所作为了，自然一口答应。

    李元吉和李渊各自打的如意算盘，如果顺利得以实现，对李世民无疑是极为沉重的当头一‘棒’。类似举措，如果是用来对付一般的庸碌之辈，不必说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他们所面对的是李世民那么一个工于心计的“有心人”，效果就正好适得其反——消息一经传出，他马上将问题的严重‘性’看得再明白不过，他手下一班亲信因此而群情‘激’愤也是可想而知的事。以他的‘精’明机警，第一反应当然也是气愤，但接着被部下的愤怒情绪一鼓，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李渊与李元吉那一举措，无异于义务地替他做足了部下的宣传鼓动工作，无形中将他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一致对外的看法意外地集中了，把士气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之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实现蓄谋已久的武装夺权行动，可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于是，他毅然决策，派人通知宫廷禁军总管常何及其手下两名副将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为内应，义无反顾地发动玄武‘门’兵变。

    常何勇冠三军，历来是李世民心腹。李世民深谋远虑，数年前推荐其充任禁军总管，为了确保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还赐给其金刀一柄，黄金三十绽，使之永远记住那份情义。敬君弘与吕世衡也是李世民的旧部亲信，所以派二人充当常何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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