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来自家乡的难民

    从此，我和邵云困守在这小小的山村，既看不到我订阅的《中央日报》，也收不到陈兰来自家乡的书信，与外面失@ 去了联系。幸喜的是，九娘、华姐等乡亲仍像平常一样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尽管如此，心里还是难以踏实。接不到家里的信，我们不敢贸然离校回去，只能呆在这儿。我们推测，家乡很可能是凶多吉少，亲人们也不知去了何方。我仿佛看到母亲正扶着祖母，牵着妹妹，肩上还挑着一担从炮火里抢出来的行李仓皇出逃......

    局势越来越严峻，学校仍没有宣布放假。每天早上，孩子们来了，我们强行掩饰住内心的忧愁，像往常一样照表上课，微笑着走上讲台。放学以后，我不由自主地思念家乡的亲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慢慢地，来上学的孩子显得零零落落了。站在讲台上，看到教室里空空荡荡，我很难受。我和邵云商量：哪怕是来三、五个学生，也要坚持下去，直到最后一课。

    我想起了抗日战争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李淑藩老师给我们讲授《最后一课》的情景。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生怕异国的悲剧在这儿重演，担心自己不久会当龙山乡的“阿梅尔”先生，向我的学生宣讲自己的最后一课。

    每天，我和邵云走在各条不同又极为熟悉的小路上，迈着沉重的脚步，轻轻地敲开学生的家门。我们想通过家访，劝说学生和家长，让孩子们抓住目前的机会多读一点书。家长见到我们，还是那样客气，然而，他们的脸上却布满了愁云，流露出惶恐和不安。同时，也不难看出，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两个年轻女教师的命运担心。

    到了六月中旬，无论我们怎样去家访动员，孩子们全都不愿上学了。家长的心思已完全不放在儿女的读书上，我理解他们，更不会责怪他们。这样，还来不及上最后一课，学校就无形中倒闭了。没有课上，我这位龙山乡的“阿梅尔”先生失业了，觉得度日如年。我很害怕，还能回去吗？我后悔了，当初，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亲人，让她们时刻挂念。

    “校长大人”自从横蛮无理地发了那顿混账脾气之后，再也没在这里露面，刘甲轩先生也见不到人影，莫非他俩在人间蒸发了？好像对我们没有一点责任，让我们坐聋子班房，这明明是有意回避。国难当头，“爷死娘生病，各人保性命”，我们既无人保护，又身无分文，将面临被抛弃，再次漂泊的命运。

    这一天，我们无所事事，忧心忡忡地站在校门口朝远处张望。一对中年夫妇，挑着担儿，抱着、牵着两个孩子朝学校这边走来，是几个难民，他们在找地方住宿。

    也许是慌不择路，他们径直进入了我们的学校，想要在初中班的那间教室里住下来。大人小孩全都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疲惫不堪，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之感。我热情地迎上去，接过他们手中的东西，帮助他们安顿好，又为他们提来冷水，倒好开水，然后，和他们亲切地攀谈起来：“请问先生，你们从哪里来？”我关心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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