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大学有一种期待，那就是一定要摆脱军事院校或者干部学校的印迹，军事化的教育，会扼杀学生的激情和天性，把服从作为第一使命，而干部学校，会让学生学习察言观色，变得虚伪。所有的这些，无法让大学成为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的地方，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需要人文关怀的情怀。

    他提到了学校里面的辅导员制度，他提出，辅导员的权利应该是越来越小，人数也不应该越来越多。

    我在微博上写了这些，没有想到引来了很多的批评，甚至是对杨玉良的谩骂，这些人里面，从他们的留言可以看出，很多是辅导员，有些就是在复旦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如此辛苦的工作，也没有实质的权利，却得到这样的评价，很不公平。

    我在复旦念书的时候，辅导员给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

    那个时候，除了那些希望留在上海的外地同学，会频繁和辅导员接触，希望能够拿到优秀毕业生的名额之外，因为从我们这届开始，不包分配，需要自己找工作，所以也就不需要和辅导员打交道，所以对我来说，只是每个星期五的政治学习，如果不露面太多次，会被辅导员谈谈话之外，辅导员对我的大学生活来说，可有可无。

    那天参加完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一个自我介绍是复旦新闻系本科毕业，在中大读新闻系研究生的学生找到我：”我们复旦的学弟学妹还是很喜欢你的，不过你关于辅导员的那段微博，在复旦引发了很多讨论。“

    我诧异的看着他，更正他：”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只是转述。“他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下去。

    “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从1953年清华大学开始的，工作包括帮助团支部以及学生会成立工作。我想，杨校长讨论的是整个辅导员系统的问题，不是针对个体的辅导员。”

    他似懂非懂的点头。

    “你觉得辅导员对你有用吗？”

    他想了想#**小说 .56shuku./class12/1.html，”最近，我因为要申请去纽约时报实习，所以上网发了一些东西，结果辅导员就来找我谈心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