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细算起来，在那段时间，我已开始疏于回家了。

    六年前的人工肾病房还刚刚设立，所以不像今天规模。那时总共只有四个医生，除去我，一个正在酝酿生孩子，另一个则刚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剩下的就是主任。

    当时主任正忙于争取出国讲学的事。老太太一边痛哭流涕地找局里有关领导谈话，一边努力修改自己的学术论文，还要四处奔走去打听如何通融如何办理那些花花绿绿的出境手续。据说主任出国的理由，是准备去给外国人讲一讲中国的肾脏修复手术。主任很诚恳又很煽情地对几位副局长说，请相信一个老医学工作者的忠告吧，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人文状况，肾科临床亟待摆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肾脏疾患直接体现着中国婚姻的普遍形态，而且越是年轻的男性，患者就尤其多，据一个中医学术部门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患肾虚的成熟男性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主任说，她之所以要力争出去讲学，就是想借助外部力量，在国内迅速掀起一个保护肾脏运动，以拯救我们的男性国人，改变中国的婚姻形态。主任又说，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跟外国人是不一样的，尤其发达国家，人家无论什么东西，动辄就换新的，肾脏也是一样，所以他们的肾移植手术比咱们要先进。可我们中国人习惯艰苦朴素，甭管什么都讲究新三年旧三年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我们的肾脏修复技术就比他们搞得要好。但令人遗憾的是，主任的这些话却并没有引起局长们的多大兴趣。那一次出国讲学任务，最终还是派到了一位对改善女性性冷淡有研究的妇科主任头上。

    主任为此悲愤交加，对上班也就再无心思。

    所以，在六年前的那个秋天里，我几乎是在连续值三十六小时的大连班。

    那个叫江昊的八床病人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是在几天以后。

    江吴的尿液越来越浓，血却像水一样稀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一般贫血会使病人的血液浓缩，而丧失肾功能尿液又会很清淡，江吴却都颠倒过来。我再次让人将他的血和尿样送去化验室化验，并在医嘱中加了安定，嘱咐护士小林让他多睡觉。医生治疗绝症患者，大都讨厌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有头脑，思想敏锐，多愁善感又懂科学知识，患了什么病自己比医生还明白，一般不好唬弄。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睡觉。

    那是一个上午，病房又收进一个肾衰病人。

    当时已经没有床位，我只好让他加在八床旁边。这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男人，看上去气宇轩昂而且脑满肠肥。他被抬进来时已经深度。肾昏迷。我与患者家属商议之后，决定立刻为他做植管手术。我通知手术室，让立刻准备卫生包，又开了一系列手术用药让护士小林去药房取药。然后，就忙着为病人量血压做心电图和其他术前检查。

    这时江昊已经醒来。他朝旁边的加床病人看了一阵，忽然问，他是什么病？

    加床家属哭丧着脸说，慢性肾衰竭，大夫说……就是尿霉症。

    江昊问，也做植管手术吗？

    加床家属说，是啊，听说做了手术也……

    我立刻抬头瞪了那家属一眼说，不要影响医生工作。江吴就翻过身去不再说话了。

    加床病人的手术定在那天晚上。傍晚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鬼鬼祟祟来到医生办公室，他一进门就说，我是……八床加床的儿子。

    然后又问，今天晚上，主刀是哪位医生？我问，你有什么事。

    儿子就走上前来说，老爷子不能死，他是银行信贷处主任，对我们家很重要。我告诉他，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他就是银行的行长该死也得死。儿子立刻逢迎地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该死该死，不过……

    他一边说着，就摸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到桌上。我笑了一下告诉他，医院不是法院，在这里花钱是买不了命的，疾病可不认人民币。

    儿子诡谲地眨眨眼说，疾病不认，手术刀还不认吗？我说，手术刀要认人民币，可就不认识病了。

    儿子立刻表示出对崇高的敬佩，感动了一下就又鬼鬼祟祟地出去了。

    八床加床的病人躺到手术台上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这老男人的腹部备过皮之后和猪皮很相似，毛孔很大，又有一种恬不知耻的细嫩柔软。我用艾利斯夹起碘酒棉团在他的腹部擦过，又用酒精棉团脱碘。这老头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打上杜冷丁反而清醒过来，他先是无精打采又很矜持地眨眨眼，当发现自己正精赤条条地躺在一个女医生和一群女护士面前，似乎突然一下兴奋起来。

    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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