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有这样一张虎皮来吓唬一下那些吃吓唬人饭壮大起来的政客。此后他再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带了当地几样土特产品去拜望了一下当年的老领导，老领导对他的接待很热情。听说他昔日的秘书当上了他曾经任职的法院的副院长，很是高兴，连称自己的这位秘书有进步。因为在他看来他昔日的下属虽然为人正派、忠厚，但却并非官场上的料子。忠厚、善良在与人交际时是个优点，但在政治场上却是一道伤痕。他并不知道正是自己半年前酒后随口的一声感慨造就了一位处级领导干部。自然周利民也不便将这一切说明，只是心存感激罢了。此后，周利民每到外出开会或办事路过北京总要下车去探望一下这位领导。而且因为探望这位领导的缘故而无意中做了一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功德之事。

    在这位老领导家里，他认识了一位财政部的副部长，出生在塞北市，也算是周利民的老乡了。在老领导的餐桌上，陪同两位副部长喝酒时，周利民无意中谈到，他所在的中院办公经费紧张，法院职工住宿条件很差，他这个副院长仍然然居住六十年代建筑的在没有暖气平房内。那位在财政部里任副部长在酒后一时豪爽，便提出由财政资金给中院拨一部分款项用于改善法院职工居住条件。

    正文第五章、法官对死刑判决的分歧

    周利民一听，心里大喜，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便专门到财政部跑了几趟，希望那位副部长兑现酒桌上的承诺。为促成此事，让副财长批文办的爽快些，周利民拿自己的工资买了一箱茅台酒分给老领导一半，财政部副部长一半。那时，一瓶茅台酒的市价只有九元钱，远不像现在，价格高的让人乍舌。并且在老领导家里豪饮一通。老领导知道了他这位下属之所以分一半茅台酒送给爱喝酒的副部长的真实原因，便借着酒意替老部下激将道：“财神爷，你这家伙总不能说话不兑现，老摇锁头不开柜。上次答应的给利民他们法院拨一部分款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到现在也没有动静，你都快让利民破产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喝的这茅台酒都是他自个掏腰包买的，我的部下的品行我清楚，事情没着落，他这个人是不会让公家拿一分钱的。”

    这位副部长听了这话大为感动，这个时代，自个儿花钱为职工谋利益的事几乎要绝迹了。不贪不占公家便宜就算好干部了，哪有再为职工的事让自个儿破财的？于是他让周利民第二日到财政部，大笔一挥，一百二十万的财政特批拨款划到了周利民所在的中院的账上。虽然周利民后来并没好意思让法院替他承担那箱茅台酒的钱，但也并非没有受益。因为从此以后周利民在法院威信大增，而且也证实了他在上头有人的传闻。以致他和法院的朱兆富关系并不融洽，但朱兆富也不敢过分给他小鞋穿，保持了一种相安无事的态势。周利民在中院分管民事审判和办公室的工作，与乔宝山没有工作上的直接上下级关系，但因为同属学院派，又都对朱兆富、白裕民等人的家天下作风不大满意，此外又同属于对金钱不十分酷爱之流辈，于是两人的关系走得很近。

    这位副院长开导乔宝山说：“老弟，想开一些吧，其实院长在会上批评、反驳的是你，但矛头对准的却是我。他们大概认为我是你的后台。我不是也力主过把案件退回刑侦部门重审，要求侦查部门补充案件材料的意见么？在朱院长和你们那位白庭长来看，我一个分管民庭和办公室吃喝拉撒睡的副院长，对刑事案件发表意见，纯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也真是属于赵本山的小品相声中所说的那种‘没事找抽型的’人物，你大概还不清楚，因为我提出把案件退回公安局这件事，朱院长和冯副检察长很恼火，又不便对我发威，就怂恿政法委书记陈秀美来教训我，找我谈话。什么培植个人势力，目无组织原则，『乱』『插』手与自己分工无干的工作等等，总之罪名一大堆。邓秀美在她的办公室教训我如同老娘教训儿子，而且满口四人帮时期江青老娘似的口吻和语言。说实在话，四人帮这伙人类历史上的专制逆流在组织上虽然覆灭了，但极左暴徒们无法无天的山大王思想意识却在中国扎下了根。我起初拿武若林案件卷宗里的许多疑点据理力争，试图想说服陈秀美。可是哪知这个老娘们是只管弄权枉法，不讲道理也不讲法条，压根就不听我对案卷案件的介绍，也不听我的辩解。说着说着，那个娘们儿对我拍起了桌子，把水杯盖子都震到了地上。并且斥责我目无组织原则，党『性』不强。我也火了，就顶撞她，脱口而出说：‘你拍桌子干什么？神气什么？难道你的意见就代表党？我看不能够。除了权利之外，你没有什么可值得神气的。莫非你的陶结路大队长主办的所有案子别人就怀疑不得？有问题也退不得么？那你让他来兼法院院长好了，那样公、检、法、政法委都成了你们一家的人，你们想抓谁杀谁判谁就更随意了。还要我们这些人作甚？’这老娘们儿气坏了，被我的话捅了心窝子，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当时我倒是出了口气，但这老娘们仰仗郭书记那点余荫的庇护，专横惯了，简直把政法委系统当成了她们家的家天下，容不得别人的冒犯。她一定咽不下这口气，对我怀恨在心是肯定的。过不了多久，她就会给我送双小鞋穿的。或许我在法院呆不了多长时间了，说不定哪天会找个理由给我换个地方。”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公安、检察、法院本来是各司其职，各有分工，既有相互的配合协调，有要相互监督、制约，以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允，廉洁、严明、准确。可是现在倒好，公检法三位一体，成了一台流水线机器，一个抓人，一个公诉，一个判决，一条龙作业。就拿武若林的这案子来说吧，我本以为，刑侦部门拿出手的那些漏洞百出的案卷材料连检察院的关口也过不去，可是谁想却是连闯三关顺利通过，堂而皇之地拿到了法庭上。居然还作为从重从快，办案迅速的典型受到市『政府』和政法委的表扬和嘉奖。人命关天的大事被视同儿戏，真是不可理喻。”乔宝山摇了摇头道。

    “这又什么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人『性』。别人脖子上的刀口比不上自己手指上的一根『毛』刺。自己的生命重于泰山，他人的生命轻如草芥。这份德『性』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国粹。在封建时代的西方也不例外。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伏尔泰传》，那本书里记录了一段伏尔泰为冤假错案的受害人伸冤的故事。有意思的是，伏尔泰自身还是一个受到法国皇帝通缉的流亡分子，却替别人的冤案起了心。这本传记中有两个章节记录着伏尔泰为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而受到的阻挠。它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法官们对纠正冤假错案不大感兴趣的普遍心态有所帮助。你有空，应该把那本书从图书管里借来读一读。你不妨看看十九世纪封建王朝时期法国的法官的德行，再想想伏尔泰为什么受到法国人民的尊崇。然后联系一下我们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反思一下。当然，你还可以效仿伏尔泰，但在现实的中国政治体制下，牵一动百，牵一发而动全局，一损具损，一荣俱荣。我们想做伏尔泰的机会太多，但比伏尔泰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更要大得多。不单单需要有胆略、勇气和智慧，还需要等待时机成熟。目前我们法院里的一些人事以及行为准则和龌龊心态我不好直说，所以我劝你去读读那本书吧，或许会对你理解我们法院的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和丑恶心态有帮助的。”周副院长说。

    “行，我一定会读一下那本书。还是说现实吧，武若林的案子怎么办？我总觉得那个案子办得不靠谱，很可能是个冤假错案。但是判处死刑已经被审判委员会通过，上报了高院。现在只能是寄希望于高院的发回重审了，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不得而知。周院长，人命关天，命悬我们法官的笔端，不得不慎重。我官轻人微，和高院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您是不是把我们几个法官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向上面阐述一下，请求上面慎重考虑我们的意见。”乔宝山说。

    “我会考虑你的意见的，不过，能不能起作用就不好说了。很可能我向上面正常反映我们的不同意见又会被某些人说成是我和院党委离心离德，拉帮结派的又一罪证。那样，我离被赶出法院大门的日子就不太远了。我已经由于自己的一时失口捅了女书记的心尖子。那个案件主办人陶结路，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就在案件初审的前两天，这个家伙硬要请我到爱丽丝大酒店吃饭，我觉得自己与他没有什么工作来往，只是在陈秀美那里见过两次面，并不熟悉，所以就一再拒绝他的邀请。可是这家伙不死心，竟然跑到我的家里来软磨硬泡，纠缠不休，非要请我喝酒。我实在推脱不过，就去了。在吃饭、喝酒闲聊时，那家伙大谈他破案生涯上的丰功伟绩以及他和陈书记的特殊关系。也许是酒喝多了吧，这家伙说话变越来越无耻下流，大谈起了女人以及他的男『性』魅力。后来竟然扯出了陈秀美。说陈秀美是如何的喜爱她，离不开他。见我对他和陈秀美的特殊暧昧关系将信将疑，他竟然拿陈秀美的和隐私部部位的的一些记号特征来佐证他绝无虚言，真是荒唐、无聊之极。我不想再和他胡扯下去了，但那家伙缠住我不让我离开，说是还有更精彩的节目要招待我。死拉硬缠把我揪扯到了一家宾馆里，那房间里有三四个年轻漂亮穿着十分『裸』『露』的女子，那家伙要我任意挑选其中一个在宾馆房间里过夜，我反感极了。趁他和另一个女孩子搂抱在一起调笑时逃出了那家宾馆。由此我想，由这种东西侦办的的案件，它的可靠『性』、严肃『性』不会高的。这也是我在审判委员会通过案件的判决时否定它的一个理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案件中诸多的疑点。陈秀美因此训斥我，让我窝火不已。联想到那天陶结路和我说过的那些无耻的话，我就脱口而出讥讽了那个女人。这也怪我，不该扯出和案件没有关系的个人隐私话题。往好处想，或许陈秀美和陶结路只是工作关系，是陶结路拉大旗作虎皮喝多了酒胡咧咧。我不该信以为真，贸然端在桌面来说。但说出去的话如同覆水难收，更何况这等敏感的话题，陈大人不会不在意的，也只有等着让陈秀美借题发挥收拾我了。”

    正文第六章、赶走副院长周利民

    “周院长，如果难度较大，那就算了吧，不要让这件事成为邓秀美等人整你的把柄，影响了你的前程。”乔宝山不安地道。

    “我个人的前程比起一个人的生命来微不足道，这并不是我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我的话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起作用，还会加快武若林的死亡。不是有个伟人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么？我不知道敌人反对吃屎，我们是不是就要坚决吃屎。但对于咱们那位朱院长执法观念和行事原则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虽然是个『共产』党员，但崇尚的是二十年代的蒋委员长那一套东西，宁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极左路线和蒋介石那一套东西在精神实质上是异工同曲。八三年那会儿，我在刑庭当刑审法官，他当刑庭庭长。那会儿你刚到刑庭工作。那一年刑庭重判的犯罪嫌疑人有一千多名，有死刑的，有无期的，有死缓的。而许多被重判死刑、死缓、或是无期徒刑的人，为得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按常规法律连追究刑事责任都不够。当时我就极力提出反对意见。但结果又怎么样呢？由我保下来的人头半个也没有，有个十七岁的孩子，只是看了一下女澡堂子女人洗澡，就被从重从快杀掉了。那是人命和鲜血啊！都是养生之家，谁没有儿女，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因为窥视了一下女人的身体就丢掉了。我坚决反对杀这个青年，力图保住他的生命，但没有成功。听到审判委通过了死刑判决，我当时的眼泪都下来了。会下，朱庭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力保一个流氓？为什么要为一个罪犯的死刑而流泪？是不是和那个流氓的家人有什么关系？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只好说，我们都是同类，他还是个孩子，抓他的时候离满十八岁还差一个月，入狱后移交法庭审判时才刚满十八岁。而且罪不当死啊，充其量也只是个错误，怎么能够------我想不通。但是朱庭长却说，他也不想杀人，但这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从重从快、从严，这是政治形势下的任务，不如此就完不成上面布置的任务指标。而且对敌人心慈手软就是姑息养『j』，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种小流氓，现在看女澡堂子里女人洗澡的『裸』体，到以后必然会发展为『妇』女，所以枪毙了是防患于未然。你听听这叫什么逻辑？纯粹是封建统治和四人帮无线上纲、莫须有的那套逻辑。那一次，刑庭因为超计划完成重判指标而由朱庭长荣升为朱副院长。说起来我也算是朱庭长荣升的受益者，在那一年被提拔为副庭长。直至现在我都为自己的那次稀里糊涂的提升而惭愧。我想大概是怕我揭出血腥的内幕而对我进行的的一种抚慰吧。如此来看，我也是那次严打运动的受益者，我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可是那个孩子的鲜血，还有许多罪不当死的人的鲜血给我留下的隐痛和心理阴影到如今都没有消散。我因此也将所谓法律的神圣看淡了。这个世界上任何神圣的东西也是由人来纵的。没有神圣的人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只有标榜的神圣。我的话扯远了，这种话按组织原则我是不该对你讲的。但是，我预感到我呆在法院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得罪了陈秀美和朱兆富我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劝你也小心一些，不要感情用事。”

    “怎么会这样呢？法院也不是他朱兆富、陈秀美的家天下。再说，如果真有事实证明武若林的案子是冤案，我想陈秀美和朱院长也不可能执『迷』不悟的。”

    “怎么不会呢？别看你只比我小五岁，但在政治上你还很幼稚。官官相护，彼此照应的潜规则在缺乏民主监督，至上而下靠任命制维系权力的官场上永远不会绝迹。不信我们就看一看，武若林事件很可能就是把我赶出法院大门的一根导火索。”周副院长说。

    正文第七章、法院的欢送会

    果然，周副院长的话不幸被言中了。

    在武若林案件上报高院等待批复的那段时间里，周副院长接到了一纸调令，免去中院副院长职务，改任市宗教局局长的职务。

    欢送周副院长离开法院的欢送会开得极为隆重，全院所有干部职工都参加了欢送大会，在回欢送大会的当天下午又举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欢送酒宴。中院副科级以上干部几乎都参加了那个规模宏大的欢送晚宴。但那个规模浩大的欢送晚宴与其说是个欢送宴会还不如说是个示威的宴会。它是法院院长朱兆富向全院的中层干部的一次示威。它似乎在说：看到了吧，不听我朱兆富的，敢和我朱兆富分庭抗礼者，周利民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在那天晚上的欢送酒会上，朱兆富频频向周利民敬酒并祝词，祝贺周利民由副转正，荣任宗教局正局长。并且亲切地谆谆教导自己昔日的副手说：“利民啊，祝贺你荣升正局级干部的行列，党的宗教工作很重要，把这样重要交给你，这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在宗教界的佛教中提倡慈悲为怀。你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主张可判可不判就不判，可杀可不杀就不杀，而且反对从重从快从严的一些审判原则。从八三年的严打时我们就开始有分歧，但我执行的是上级的路线。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同志就要紧跟形势，服从党的领导。此外，法不容情。你说是不是？我多次批评过你的温情主义，希望你提高认识，忠言逆耳利于行。可你年轻气盛，总以为我压着你，其实我这是对年轻同志的关心啊！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从今以后你可以独当一面自己说了算，再也不用听我这个老家伙烦人的唠叨了。来，利民，祝贺你的荣升，我敬你一杯。”

    在奚落完了周利民后，朱兆富还没有忘记敲打乔宝山。又用亲切的语调道：“宝山呐，我知道你和周院长的关系很亲密，你和周院长都是科班出身，都是文化人。气味相投。你们配合默契，你舍不得他离开我们中院的感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党的宗教工作总是要有人做，不是么？尤其是现在某个叫转法轮的宗教组织织活动的很猖狂，有不少群众受了毒害，这就说明我们的宗教工作没做好，需要有能力的干部去加强宗教管理工作。周局长就是这样的干部。市委还是很有眼光的。其实你也是个很能干的同志，依我看，如果市委大胆提拔你，让你做个宗教局的副局长，协助周局长工作，你一定能够胜任，这样你就可以继续配合周局长工作了。怎么样？宝山，需要不需要我和市委的同志提一下这个建议？”

    “朱院长，你的好意我领了，不过不管宗教局的工作怎样闲赋，毕竟编制和级别属于正处级，我一个副科级干部越级提拔副处级，即使是有您的推荐也难以实现，您毕竟还不是市委组织部长，更何况我是个无党派人士，不在你们的组织里，提拔重用恐怕困难一些。”乔宝山听出了朱兆富弦外之音的威胁，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宝山呐，你说的话有些道理。这我就要批评你了。你为什么就不向组织靠拢积极要求进步呢？有些话本不该说，不过我今天高兴，酒喝得多一些，不妨『乱』说几句。当初提拔你做副庭长，我和周院长就是因为你不在组织里面而费了很大的周折，顶住了不少压力才实现的。好在只是个副科级，难度不是很大，如果想继续进步，还是需要向组织靠拢啊。你瞧，你们庭的小冯同志来院里不过两年，就解决了组织问题。而你在法院快十几年了，连组织问题都没有解决，糊涂，进步太慢啊！”朱兆富仿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似的摇了摇头，又说，“好了，今天高兴，我就不批评你了。今后还要努力向组织靠拢啊，组织的大门对优秀，服从党的领导的同志永远是敞开的。”

    “是呀，院长，其实我也很想向组织靠拢，早日迈进组织的大门，可是我离您老要求的标准相差甚远，所以你老这个优秀的守门员就坚决地守住大门坚决不让我进去。我也是无可奈何呀！”乔宝山不无嘲讽地道。

    “事在人为，说明你还不够优秀。对优秀同志我永远是求贤若渴大门洞开的。”朱兆富听出了乔宝山话语中的讽刺意味，沉下脸道。

    “但您所谓的优秀只是您个人的标准罢了，未必就是党的标准。”乔宝山反驳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朱兆富盛怒地拍了一下桌子，周围一阵震颤，让许多人盛满酒水的酒杯溢流出了酒水。

    “我的意思就是您不能代表党，只能代表您个人，”乔宝山平静地道。

    “放肆-----”朱兆富再次拍了一下桌子。

    “宝山，少说两句吧。”周利民急忙从中调和道，又将目光转向朱兆富微笑着不卑不亢地道，“朱院长，你这是在向大伙示威呢，还是向我示威呢？如果是向我示威那就用不着了。我现在已经脱离了您这个‘党’的领导。承蒙您的举荐，我终于摆脱了‘副’字。虽说不如您位高权重，是个闲赋的差事，但也算个正儿八经的周局长了。完全可以不买您的账，对您说一声‘不’了。您这样在欢送我的宴会上大动干戈，会让院里其他同志笑话的。再说我也不会买账，只是徒让你我今后不好见面。你知道，无论是按自然法则还是辩证的法则，你我的角逐总有一个人会先走下历史的舞台，我想这个人不会是我。因为我比你年轻近十岁呢。另外我两袖清风，轻装上阵，投鼠不需要忌器，这在战斗中是个大优势呢。我是不大容易让别人打垮的。所以还是留下一个日后好见面的口实。起码你是诚心欢送过我，而不是送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更不不是摆的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不是？至于宝山，我了解他，他绝对没有和您分庭抗礼的意思。他一个小副科，也不可能对您形成任何权利分享的威胁。只不过他心地坦『荡』，『性』格直率，不会弯弯绕，不会花言巧语阿谀奉迎，心直口快罢了。这种人其实最好相处，首先是没有蓄意毁人害人的心计。和这种人在一起相处、工作，最安全。用不着提防暗算、陷害、阳奉阴违。您手下有这种干部应该是您的福分。可是，您怎么反倒计较起了他的言语不周不到的地方了呢？这可不好，这样会让您周围聚结一帮阿谀奉迎居心叵测的小人的。你周围的这种人已经不少了，再不能继续培养了。否则，教会徒弟，毁掉师傅这种事早晚会发生的。你说呢？朱院长。”

    朱兆富虽然听出他昔日的副手话中有话，心里不大高兴，但他知道周利民说的是实情。况且自己的权威在周利民身上已经失去了约束效力。他在把周利民赶出法院大门的同时，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对周利民的权威『性』和威慑力。周利民现在全可以不把他当一回事了。而论说理、辩论，他远远不是周利民的对手。于是，朱兆福借势下坡打起了哈哈道；“周局长理论水平高，我理论不过，咱们还是喝酒论英雄吧，来，宝山，我不会和你这个直肠子的人计较，我们共同敬周局长一杯吧，免得以后再相见我连一杯酒水也讨不到。”

    那天的酒宴上由于乔宝山和朱兆富的公开冲突而使当时的场面上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也使朱兆富、周利民等人各自心里很别扭。为了避免冲突再度发生，乔宝山又喝了几杯酒之后借口家里有事，提前退席了。

    回到家里，乔宝山看了一会儿电视节目，觉得无聊，忽然想起了从图书管里借来的读了一半的《伏尔泰传》，便走进书房从书架上取出那本书读了起来。

    书中有两个章节，一个叫“喀拉事件”一个章节叫做“骑士拜拉尔事件”。这两个章节记述的内容让乔宝山酒意朦胧有些麻痹的大脑活跃了起来。

    这是两个非常悲惨的故事，这两个惨痛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了十九世纪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的法官草菅人命的罪恶以及伏尔泰伸张正义为这两个冤案昭雪的事迹。

    正文第八章、夜读伏尔泰

    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由于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宣传、提倡民主、人权、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而受到法国封建君主路易十五世的政治迫害，一直流亡国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一七六二年，六十八岁高龄的伏尔泰在他的避难居住地瑞士的日内瓦法尔纳寓所听到一位来自祖国的游客讲述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

    一七六一年十月十三日，一个名叫安东尼喀拉的法国人的家里来了一位朋友。在招待朋友的晚餐还没有结束时就提前告退回到了自己的店铺。在他告退路经厨房时还和他家的女仆打招呼，说了会儿话。而晚宴结束，他的二儿子在掌灯送客人出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哥哥吊在门框上。他大声惊叫着，他的父母亲闻讯赶了过来，大家割断绳索把吊在门上的喀拉的大儿子放了下来，但大儿子已经死了。就在喀拉和妻子以及二儿子为大儿子的莫名其妙的『自杀』悲痛万分的时刻，有一位邻居扬言死者马克是被父母杀害的。因为马克要改信基督旧教，而做家长的宁愿儿子死也不肯让他改信旧教。

    本来这一指控是荒唐无稽的胡说八道，没有任何证据。而熟悉喀拉的人都说喀拉是个慈爱宽容的父亲，不久前他的小儿子路易在女仆的劝说下改信了旧教。喀拉不仅原谅了小儿子，就是连怂恿路易改信旧教的女仆都没有解雇，继续聘用她在自己家干活。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老人是个宽厚开明的老人。而且一个老人怎么忍心为了一点小事亲手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此外一个年老体弱的老头怎么能够有力量勒死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呢？除非小伙子不做任何挣扎和反抗，听任父亲勒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邻居无事生非的胡说八道竟然被一个丧心病狂的法官采信。这个狂妄好事的法官接受了这一案件，并在都鲁士法院进行了审理。喀拉全家被拘押，法官对他们进行了分别讯问，尽管大家都坚持初次的口供，坚决否认勒死马克。然而法官们表决，八票对五票，父亲被判车裂死刑，儿子被判充军，其余人宣告无罪。这是一个极为荒谬而残酷的判决。善良的喀拉老人面对法官们荒谬的判决至始至终说：“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接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和子，但对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

    无意中听来得这个悲惨的故事让伏尔泰万分震惊，他难以相信都鲁士的法官们竟会如此的荒唐残暴。伏尔泰决心证实这个故事。恰巧喀拉家中有一部分人逃在了法尔奈附近，住在日内瓦。伏尔泰便把他们找来询问此事，在对多人次的询问后，伏尔泰确信这是个冤案。从此以后，为喀拉一家平反冤案成了伏尔泰的一件全力以赴的大事。他利用自己在欧洲各国君主中地影响，四处游说、奔走说服统治当局声援自己，并且发起了申请复议这个案件的运动。但是有些教会势力宣称：与其让八名法官承认错误，宁肯车裂一个无辜的喀拉。甚至有人说，‘法官的人数多于喀拉的人数，喀拉一家应当为法官的荣誉牺牲。’由于平反这一冤案的阻力重重，伏尔泰费尽周折，历时四年的时间，终于获得了巴黎法院法官们的支持，得以重审这一案件并为卡拉一家人主持了公道。都鲁士法院法官们的罪恶的裁决于一七六六年被撤销。在昭雪喀拉冤案的那一天，到处的广场挤满了人，大家要看为这一冤案沉冤大白的人，巴黎的法官们走过广场，大家为他们热烈鼓掌、祝福。法国君主赐予了喀拉的妻子三万六千金币作为抚恤金。伏尔泰写了一篇《宽容论》申说；“无论何人，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他不妨碍公共秩序。”

    伏尔泰从喀拉事件目睹了法院和法官们那神圣的法袍遮掩下的龌龊。他不顾自身的流亡国外，随时有被法国『政府』和法官们逮捕坐牢的风险，从此以后走上了致力于为冤假错案昭雪的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六年。伏尔泰用了十年的时间奔走的另一个案件叫拉拜尔案件。

    骑士拉拜尔事件发生在一七六、四年。

    在法国的一个名叫亚倍维尔的小城中，有一个叫倍儿华的法庭警官，年纪已经六十多岁。他看上了一个容貌美丽可爱的女修士，便向女修士求爱，但被女修士婉辞拒绝了。求爱被拒绝的失败使这个倍儿华法官十分的恼火，耀武扬威惯了的法院警官大概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如此的轻蔑，因为在他的法警生涯中面对的当事人无不在他面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求爱失败的老法官倍儿华对女修士嫉恨在心，决心报复，给女修士一些颜『色』瞧一瞧。

    正巧女修士有一个年近十九岁的名叫拉拜尔的侄儿，很受女修士的疼爱。倍儿华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决心拿女修士的侄儿拉拜尔来开刀，实现他的报复计划。这位法官得悉拉拜尔和他的一个叫哀太龙的朋友在某次宗教仪仗出巡时不曾脱帽致敬，便将这件失礼的事罗织成故意侮辱宗教的罪案。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亚倍维儿桥上的一座木十字架毁坏了，可能是一个过路的小车无意中撞坏的，但有人认为这是故意捣毁，是对宗教的故意侮辱。恰巧这时当地的主教来举行庄严的出巡礼。狡猾而善于弄权做势的倍儿华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把木十字架与主教出巡这件事混在一起，着手调查拉拜尔。在弄到一张控告拉拜尔骑士的传唤书，然后公开宣读，勒令宗教信徒们提供证据，并且宣称如有隐匿不报，必将开除教籍。这是一件再危险不过的事，公开宣布的嫌疑案，一定会产生伪证，世界上的恶人和疯子太多了。于是前后出现了三位证人证明拉拜尔亵渎过宗教，一位说他唱过词邪曲，一位说拉拜尔说过亵渎宗教的话。所有的证据也仅仅如此。但亚倍维尔的法官们就此把拉拜尔判处死刑，先砍头再放火烧。同时判处拉拜尔的朋友，十八岁的哀太龙特割去舌头，砍掉双手然后用文火烧死。幸亏哀太龙特事先得到了消息，逃跑在外。而拉拜尔被解押到了巴黎。巴黎的检察长决议撤销亚倍维尔法官们的判决，但是二十五个法官中有十五个法官赞成维持原判。拉拜尔被重新押回亚倍维尔执行。拉拜尔临行前的遗言是：“我不会相信人家会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处死一个年轻的绅士。”

    拉拜尔就这样，为了一件没有向宗教仪仗脱帽的小事丢掉了『性』命，而他的朋友哀太龙特算是幸运，逃亡在外，躲过一劫。

    伏尔泰对这一惨无人道的事件愤怒不已，用他的笔写文章嬉笑怒骂亚倍维尔和巴黎的法官们。法官们便反击，在法院中宣称，亚倍维尔的青年们亵渎宗教是读了伏尔泰的书。伏尔泰为哀太龙特和拉拜尔的案件平反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反诉判决拉拜尔的法官们，但没有取得成功。此外伏尔泰还为故拉里伯爵的冤案以及一个名叫马丁被诬杀人而被判处车裂的马夫的冤案昭雪，为蒙拜伊夫『妇』的案子平反，都取得了成功，证明了法官滥杀无辜。

    当然，在伏尔泰为冤案沉冤昭雪与司法的黑暗斗争中，也做过一些蠢事，甚至帮助过并非真正含冤的人。但伏尔泰认为，与其枉死无辜，宁可释放罪人。

    伏尔泰因为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昭雪而赢得了法国及世界人民的高度崇敬。就连欧洲的所有君王们都对伏尔泰的义举敬佩不已。生前对他高度赞赏，死后又出钱为他建造了纪念碑。伏尔泰在八十四岁的高龄冒着再次被送入巴士底监狱的危险返回法国巴黎时，沿途的人民高呼：“伏尔泰万岁！光荣啊，喀拉的辩护人，光荣啊，世界伟人。”此时，伏尔泰在法国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及在世界各国众望所孚的声誉和地位已经使法国的封建统治者和教会奈何不得他。用伏尔泰传作者的语言来描述，即：如果有来自巴黎的的四万束木柴火炬想烧死伏尔泰，就一定会有在巴黎的八万个朋友一起奔来扑灭火种并把搬柴的人淹死。

    伏尔泰成为法国人民的骄傲。

    正文第九章、回忆八三年的严打

    乔宝山一口气读完了那本《伏尔泰传》的最后几个章节之后，掩卷长思，似乎领悟了周副院长为什么要推荐他读这本书。伏尔泰的时代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都已经成为历史和过去。但是司法腐败并没有成为过去，在民主政治欠发达，民主法治尚未深入人心的国度尤其是这样。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有两千多年，官本主义与封建专制的思想在国人的头脑里还根深蒂固。老百姓信奉的依然是青天大老爷的人治而不是民主与法制的常态。而很大一部分官吏们信奉的也不是恒态的长治久安的立法原则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只对他们的上峰、长官和决定他们命运与前程的当权者负责，对他们个人的一己蝇头私利负责。而所谓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过是一种欺世盗名的标榜。因此民主法制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

    乔宝山浮想联翩。他想到了四人帮时期极左势力对社会法制的践踏和无视，在那个时代，个人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一言立法，一言废法，大人物的号令就是法律。在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少无辜的冤魂死于非命，这是一个很难统计而且也无法统计的数字。刘少奇、贺龙、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大人物的生命尚且如秸草，更何况普通百姓的『性』命。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极左时代总算结束了，社会法制逐渐建立。但是现实却并不容乐观，尤其是司法机关执法者滥用特权，借法谋私，草菅人命的黑暗内幕如果揭开来仍然是血?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