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佃制下，除了40%的租额，一些地主还巧立各种名目的盘剥，这在前文《白云苍狗》中，已经提到淮安县石塘区头号大地主秦士良的例子。因为“租米重，利钱高”，受尽了地主逼迫的农民，据说最后往往只有“投河、上吊、坐监牢”一类死路可走。土改时期，各地纷纷举办的展览，充分展示了这一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剥削与压迫的残酷、野蛮，在吴江震泽区，根据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的诉苦统计，全区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过牢的有1857人，遭打的有423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5人，内打死的有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被逼卖儿卖女的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强占的土地有3223亩，房屋22905间，妇女47人，耕牛15头，羊10500只……

    我想，毛敬伯、秦士良一类的地主是有的，非毛敬伯、秦士良一类的地主也一定是有的；心毒手辣、霸气遮天、收租放贷不过瘾外要充一方恶霸的地主是有的，吃斋诵经、广结善缘、临渊履薄做人、老老实实剥削的地主也一定是有的。大凡是人，便无法仅读身份，仅读身份，十年前何等豪气扑面、紫气干云的陈希同，今日就不会作阶下之囚。以天下之大，人性可百变千换之身，几乎什么样的人堆里都可找到好的、比较好的、坏的、坏进了骨髓的……毛泽东就坦言，在美帝国主义的营垒里有右派、左派，左派是民主党，右派是共和党，他喜欢共和党人。当然，我们不必再像他老人家那样，总是不辞辛劳地去划分出各占百分之几。

    同样，可以参考数字，亦不必迷信数字。尤其不能迷信那些在某一运动的盖布下，或某种需要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数字。这是魔术而非统计，有时魔术都称不上。魔术至少需要本钱，“大跃进”里如集束炸弹一般飞出来的数字就不需要本钱。现在仍有些数字面目可疑，国务院就怀疑近年来各省市报上来的有关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数字，老百姓就常怀疑报上登的某些官员拒贿多少次共计多少元的数字……上列的吴江县震泽区的一组土改“苦情”数字，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为了还债被逼卖掉的女儿有36人，男孩只有5人。按国情，男孩的“含金”成色高，该男孩能多卖钱。琢磨下来，这其中，有多少成分系地主所逼，又有多少成分系本人早有此意呢？

    最重要的，得承认无论对于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验记忆和描述。诚如近读龙应台先生的一篇文章，内称：把一个饱学宿儒，一个背上系着婴儿的妇人，一个苗族老人，一个贵州农民，一个一贯道的信徒，一个残障者，一个梁山泊的抢匪，一个北京来的同性恋者，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分别描述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将听到的答案，可能距离我们今天所挂在咀边的“正统”很远、很远……

    倘若不能取一种客观、科学的平和立场，视一方的经验记忆和描述为草芥粪土，或者干脆让其闭上一副臭嘴巴；仅强化另一方的经验记忆和描述，乃至将其变成“正统”，权力语汇，虽有一时的九鼎之尊，庙器之高，但在岁月之河的滚滚冲刷下，终有一日会颤颤巍巍，露出野狐禅的气味来……虽然冒昧上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一位治学严谨的老教授仍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的看法是：浙江有沈定一这样占地万亩的大地主，但大地主很少，多的是中小地主。在南方地少人多，能集中起几十亩地到一户人家，因为不那么容易，才成为了多少农民几代人下来的理想。地主中，少数是祖传下来的，大部分是靠自己这辈子勤奋节俭起家的。靠剥削聚财成为地主的也有，但在数量上比前者少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在浙江农村很容易找到。

    一般来说，自己受过教育而且也送子女去读书的地主，不会去大量鲸吞土地，在其支出表上，排在前面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向工商业发展的资本，此外也因为他们比较开明。剥削成性、欺诈百姓的地主，大抵没有文化，素质低劣，还得加上有权有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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